数字技术正在深刻改变和重新塑造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组织方式，数据已然成为推动时代变革的重要的生产要素。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戎珂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何晓斌副教授在《国家治理》周刊撰文指出，处于数字转型浪潮中的县域要充分发掘和利用数据这一新生产要素，从都市圈布局、产业链定位和数字化接入三方面来努力，培育和重塑县域发展模式、产业模式和治理模式，擘画县域地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人民幸福、治理现代化的共同富裕“实景图”。
人类社会正在步入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不仅悄无声息地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也重新塑造着世界的生产和组织方式。数据作为最新、最活跃的生产要素，推动着区域经济从依靠城镇化和本土产业链的传统工业化模式逐渐转向以产业互联网和数据为基础的数字化模式。数字化转型已然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经济变革的新趋势。2022年1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要“把握数字化发展新机遇，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找到数字化与共同富裕的结合点，形成以数字化促进共同富裕的基本理念和方法，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对作为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关键节点的县域而言，以数字化来培育和重塑县域发展模式、产业模式和治理模式，自然也成为推进县域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而这要从都市圈布局、产业链定位和数字化接入三方面来努力，笔者称之为县域共同富裕的新“三驾马车”。
区域创新生态：都市圈布局
都市圈是指城市群内以超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都市圈作为跨区域的空间组合，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在经济生产和社会生产过程中采用的地理布局模式和发展单元。从全球分布来看，都市圈在硅谷、多伦多、伦敦、北欧等西方发达城市和地区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近些年东亚、东南亚及南美等地也出现了以北京、上海、深圳、新加坡、东京等超大城市为中心的新兴都市圈，这些都市圈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尤其是伴随着现代交通和通讯的发展，地域间的时空距离缩短，人们的生活和生产也逐渐突破单一地域，都市圈内的要素实现了更高水平的自由流动。
中国城市化已经进入都市圈和城市群时代，都市圈布局正在加快推进。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发展壮大城市群和都市圈”，“稳步推进城市群、都市圈建设”。依据《中国都市圈发展报告（2018）》，中国现有的都市圈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梯次，第一梯次为成熟型都市圈，包括长三角都市连绵区（中心城市为上海、南京、杭州、宁波）、珠三角都市连绵区（中心城市为广州、深圳）；第二梯次为发展型都市圈，包括首都都市圈、合肥都市圈、青岛都市圈、成都都市圈、西安都市圈、郑州都市圈、厦门都市圈、济南都市圈、武汉都市圈、石家庄都市圈、长春都市圈、太原都市圈、长沙都市圈、贵阳都市圈、南宁都市圈、沈阳都市圈；第三个梯次为培育型都市圈，包括南昌都市圈、昆明都市圈、重庆都市圈、银川都市圈、哈尔滨都市圈、大连都市圈、兰州都市圈、福州都市圈、呼和浩特都市圈、乌鲁木齐都市圈、西宁都市圈。这些都市圈对周边地区具有很强的辐射带动作用。比如浙江所确立的杭州、宁波、温州、金义四大都市区（都市圈），占全省土地面积79%，集聚了94%的人口，创造了96%的经济总量。都市圈在培育新业态方面也大有作为，零工经济就是依附在此内核中萌发。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是零工经济集聚的区域，据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发布的《互联网时代零工经济的发展现状、社会影响及其政策建议》报告估算，2019年，零工经济在我国GDP中的占比为2.64%，预计到2035年，零工经济在GDP中的占比将达6.82%，对GDP增量的贡献将达到13.26%。尤其是疫情期间，零工经济进一步发展，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县域治理研究中心发布的《“清华-58同镇县域劳动力调查”报告》显示，疫情之下，31.7%的群体在疫情后开启了兼职之路，并且在将来，零工经济将会朝着技能高端化、多样化及灵活化的方向发展。
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和大数据信息为都市圈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我们要充分将数字化和城市圈发展相结合，将数字信息技术嵌入都市圈发展，充分利用数据这一生产要素来打通区域屏障，通过建立开放系统、数据共享平台等实现都市圈内部及都市圈之间的数字协同，建设数字都市圈。具体而言，数字都市圈要实现数字统筹，做到分类推进。发展较好的都市圈要进一步集聚提升，不断联通城市间的基础设施，推进公共服务网络一体化等，进一步提升城市联通的便捷性，推动资源在城市群内部自由配置；城郊融合地区要结合自身特点进行数字化布局，积极承接都市圈的产业转移，满足自身发展需求；特色保护类县域要发掘自身特色，科学定位，实现错位发展；发展较为落后的县域则要想方设法补齐短板，缩小与其他区域的数字鸿沟。
总之，在数字化背景下，要综合考量区域空间、资源和经济水平的特点，整体规划布局，逐步形成多层级的都市圈加上多个特色县域的发展格局，实现都市圈之间的高效竞合、有序发展，带动深处区域创新生态中的县域高质量发展，乃至实现共同富裕。
产业创新生态：产业链定位
进入数字化时代，如何通过发展数字经济来推动县域产业数字化转型成为县域共同富裕的关键议题。《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产业的数字化转型需要在供给端和需求端同步发展，要协同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推动整条供应链的数字化。然而，就当前发展来看，产业数字化多集中在需求端，如直播技术、电商平台等消费数字平台，而支持消费互联网运转的基础却是完备的产业互联网，产品生产、供给、包装和物流等都是关键性要件。如果一方面缺失，整个产业链就无法顺畅运转。为此，要下功夫充实数字化产业基础设施，搭建一套生产性数字平台，整合上中下游的生产厂商，以顺利对接消费性数字平台，逐步打造供应链生态圈。要做到这些，县域就要破除边界，跳出地域限制，从打造供应链生态圈的角度进行整体布局，进而推动县域产业升级和共同富裕。
第一，要明确产业链定位。打造供应链生态圈的关键在于产业，而产业的形态受制于县域的区位特征和政策优势，故县域要明确产业链定位，结合自身优势，积极培育地方产业，逐步建立有地方特色的产业体系，并进行数字化改造，建立产业互联网，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以工商业为主的县域，要积极培育新业态，在推动产业间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同时，逐步推动重点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探索建立数字化车间、智慧工厂、智能生产线、云上服务等生产方式。同时，实行积极稳健的招商引资政策，吸引智能化、数字化企业入驻，并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在人力、物力和服务上提供支持。此外，县域政府要不断完善配套服务措施，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升企业运营效率，搭建符合县域发展实际的产业互联网体系。以农业为核心产业的中西部县域，要充分结合自身区位特征和种植传统来推动农业生产现代化，分区域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绿色农业、立体农业等，运用农业大数据、农业数字技术等改造传统农业，进一步发展优势农产品深加工、农业+特色旅游等，逐步推动农业产业链的数字化升级。
第二，高度重视引进和培育人才。县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要在人才培育和引进上做文章，因地制宜地探索和建立人才培育和使用机制，特别是要重视引进和培育数字技术人才。具体来说，县域政府可制定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配套的人才发展规划，支持发展较好的企业进行项目合作，鼓励和引导县域内优秀的数字技术人才参与支农兴农项目，在当地开展城乡数字化教育活动，定期组织当地居民学习电商、直播等互联网技术，积极培育数字化人才。同时，县域可依托项目平台开展校地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出台实施引才政策、建立完善人才输入机制，引进有利于县域发展的优秀人才，逐步优化县域人才队伍结构。
第三，搭建产业化的数字服务平台。县域要聚焦数字产业发展需求，针对数字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过度集中于消费互联网、多数产业处于价值链低端、数字“软硬件”失衡及数字服务较为滞后等问题，着力打造多层级、差异化的数字公共服务平台，整体布局关键技术平台、资源平台、科技服务平台等数字经济产业通用型高层次重大平台。此外，还要加强数字产业的智库建设，为产业互联网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比如，浙江新昌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将全国轴承行业整合在一个平台，实现融资、设计、生产和交易等环节的一体化，并加快布局建设5G网络，提升数据运行效率，最终形成“企业化数字改造+行业平台化服务”的新昌模式。
数字创新生态：数字化接入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深入推进，数据已然作为新生产要素对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不论是数字都市圈，还是产业的数字化转型，都需要将数字化与传统生产要素结合和重构，推动形成数字创新生态。创新生态是由多个创新主体协同互动而形成的相互依赖和共生演进的经济共同体，其内部复杂的网络结构能够促使资本、信息、技术和劳动力等实现有效整合，进而创造价值。在数字化时代，数据不仅重新塑造着创新主体间的合作方式，而且也推动着创新生态系统内部结构及合作机制的数字化转型，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此，县域政府要牢牢把握数字化变革的机遇，深入拓展数字创新生态，不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掘数字接入场景，充分运用海量数据，擘画县域地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人民幸福、治理现代化的共同富裕“实景图”。
首先，完善县域数字基础设施。县域应根据地方发展特征有序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县域内整体布局数据中心、5G基站、光纤铺设等项目，并与相关数字企业合作建立数字产业园，推进县域生产和生活服务的智能化改造。具体而言，县域要重点建立数据中心及数据运用平台，推动县域数据一体化及县域间数据共享，并在此基础上加快全县域5G基站和网络建设，在商超、社区、车站、工厂等重要生产生活区域布局5G基站，并配套相应的网络建设，不断开发数字终端和数字应用。在县域有条件的地区开发智能机器人、智慧出行、智慧医疗、无人机等智慧服务。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县域内“村村通网”工程，提高宽带网络传输效率，努力实现区域间数字资源供给平衡。
其次，推动生产数字化。所谓生产数字化是指将数字技术运用在工业和农业生产中，将传统的生产过程转化为可度量的数据，再以此为基础对产品信息、工艺信息和资源信息进行分析、规划和重组，进而建立适当的数字化模型。对于工业生产而言，就是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科技来对工业生产线、运营管理及物流体系进行智能化重组，进而建立高度机械化和自动化的生产体系；对农业而言，就是将计算机网络、智能设备、边缘计算等技术运用到农业生产中，发展智慧农业，建立农业产业互联网。生产数字化是现代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不仅能够促进各类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保证生产的精确化和准确化，极大地降低生产成本，而且也为生产商依托数据对客户进行分析、消费者通过各类数字接入设备参与企业生产，进而创造出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提供了可能。县域地区要充分运用现代数字技术来改造和重构区域内工业和农业，加快生产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步伐。
再次，推动生活数字化。伴随着数字化的发展，数字技术已然渗透到社会生活各领域，不仅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衣食住行，还不断拓宽和延伸着人们的新需求，生活数字化转型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县域要以数字化转型为核心抓手，充分发挥数字信息技术的基础性作用，建设一批高水平的数字化应用工程，推动县域居民生活的数字化转型，进一步释放数字红利，使居民生活更智能、更便捷、更舒适。前文已论及，生活数字化的前提是要建设一批高质量的数字基础设施，在此基础上，还要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方式来分析挖掘和精准对接县域居民潜在的需求，进一步推动“智能+”城镇建设，不断培育诸如数字商圈、数字健康、数字出行等新业态和新业务，对县域居民反应一般、体验不好的业务进行新的应用设计、场景发现和流程重构，不断提高服务的精准性和多元性。最后，至关重要的是要着力解决区域间和人群间的数字鸿沟问题。相较于城市，县域地区数字化水平落后，如何让越来越多的县域居民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水平的数字化生活，并切实将数字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能力和服务能力，是县域亟需思考的重要问题。
最后，推进治理数字化。不论是生产数字化，还是生活数字化都依赖于完善和稳健的治理体系，这也是县域共同富裕的基础条件。县域应充分发挥数据和信息这些生产要素在县域治理体系中的作用，用数字化来改造和重构当前治理体系。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虽然在诸如政务网等政府治理网络上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距离治理现代化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县域只有与时俱进，将数字技术和治理实践相结合，建立相对完善的数字化治理体系，才能夯实数字经济发展的治理基础，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和共同富裕。其一，县域应继续推进数字政府、智慧城市等建设，依托这些建设工程将各类治理内容进行数字化转化，使得政府治理手段和民众的治理诉求实现精准匹配，更好地为县域居民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其二，逐步建立数据资源体系。数据是数字治理最为重要的内容，直接决定了政府对县域内各类事务的了解程度，为此，县域应摸清辖区内政府、企业和社会等各类数据，建立数据资源体系，并构建适当的数据共享机制和接入方式（如政务微信、小程序、公众号等），逐步引导居民参与其中、表达诉求，推动实现数字化协同治理。其三，完善数字政策法规。县域应顺应数字治理发展趋势，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体系，规范和引导数字治理，保证其运转合法合规，有序配置数字资源，推动县域善治。
结论与讨论
数字化转型中的县域共同富裕整体上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都市圈布局。县域要结合自身发展特色，主动融入其所在区域生态，依靠其所属的都市圈进行产业布局，实现有差异的协同发展。第二步，产业链定位。县域要明确产业链定位，着力打造产业互联网，建设生产型数字平台，形成完整的供应链生态圈。第三步，数字化接入。生产生活数字化的基础是完备的数字化设备，县域要不断建立和完善数字基础设施，积累大量数据资源，摸清县域数据“家底”，以便于更好地与县域各类主体互动和正确决策，精准及时地为之提供社会公共服务。需要注意的是，这三步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先后顺序，而是交叉同步推进，县域要根据区域特征采纳有利于其发展的方式，以数字化赋能高质量发展，在数字化发展中迈向共同富裕。
来源 :《国家治理》周刊2022年5月下
作者：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教授 戎珂，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 何晓斌
